窮二代、富二代、體制外的二代與體制內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帶來的代際分化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突出問題。 造成二代分化的原因是什麼？ 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如何面對代際分化？ 近日，本報記者走進“二代”群體，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特點，揭示代際分化的深層原因，探討解決的途徑和辦法。 ——編者  

　　遊蕩在城鄉之間的“邊緣人”

　　二代農民工嚮往城市卻因戶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納

　　快兩年了，王東一直在北京朝陽區金盞鄉打工。 上世紀90年代，王東的父母就從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盞鄉打工。 幾年後，他隨父母來到這裡，並在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 但由於沒有北京戶口，小王在北京無法高考，所以初中畢業後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學，並在當地考上了大專。 2009年，大專畢業的他又回到了金盞鄉，但一直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廠打零工。

　　沒有戶口，意味著王東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父母都是外來的民工，王東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買房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 談到以後的生活，王東一臉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裡也看不到發展前途，先在這邊熬著，慢慢找機會吧。”

　　王東的生活狀態，正是大多數二代農民工的真實寫照。 這些年，確實有一些二代農民工通過自身努力擺脫了貧窮、成就了事業，但大多數人還是由於家庭條件差、生存狀況難而遊蕩在城鄉之間，成為“邊緣人”。 他們來自農村，卻由於長期在城市生活而對農村疏遠；他們嚮往城市，卻因生活壓力、戶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納，很難分享現代生活的快樂。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與父輩相比，二代農民工也有自身顯著的特點。 他們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會穿西裝、打領帶，喜歡使用新款手機，普通話說得不錯。 除了乾活，他們還喜歡考慮自己的將來，儘管這種籌劃往往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李煥今年18歲了。 自打他記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東的爺爺奶奶家，自己則外出打工。 由於缺乏督促管教，李煥學習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願意再繼續讀書了，索性隨父母來到了北京。

　　“剛來的時候，一下就被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別興奮。”李煥說。 但沒多長時間，他就發現北京雖好，屬於他們家的卻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區打工，住的房間又小又亂，每天累得回來倒頭就睡，幾乎沒有空閒時間。

　　16歲的時候，李煥擁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廠裡做雜工，乾了不到三個月，他不做了。 “活太累，我根本幹不下來。”李煥說，之後他在餐廳幹過服務員，在大街上分發過廣告單，工作總是換來換去。

　　談到今後的打算，李煥倒是很乾脆：“走一步看一步，還能有什麼打算？現在對我來說，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戶、買房子，就希望賺一些本錢，以後可以做生意。”

　　專家認為，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困惑，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要求他們回到農村，安心務農；也不能一味指責他們貪圖享受，他們有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 政府應當加速​​戶籍、就業、醫療、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等相關製度的改革，盡快消除造成城鄉差別和工農不平等的體制性障礙，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管理模式，為他們在城市提供更廣闊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找工作莫成“拼爹”遊戲

　　一定程度上來說，決定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往往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會關係

　　近期，網絡上有兩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鳴。 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較窮的人努力多年才達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樣的生活水平。 這是高考改變命運的真實寫照。 後來，網絡上又出現一篇題為《我用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詳述自己上大學及畢業後的生活窘狀，反映了由於家庭出身不同而帶來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樣努力都無濟於事。

　　“知識改變命運”，曾經是多麼響亮的一句口號。 如今，這句曾經被無數人奉為真理的話語，卻引來了諸多質疑。 近年來，很多大學畢業生髮現，一定程度上來說，決定他們就業狀況的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會關係。 套用一句網絡語：“找工作變成了比拼父輩財富和權勢的'拼爹'遊戲”。 據某媒體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進行的一項調查，500名受訪者中有70%的人認為，在就業應聘中或多或少遭遇過來自家庭狀況的壓力，65 %的應屆畢業生表示最擔心家庭狀況使自己在求職應聘中處於不利地位​​。

　　杜純是四川一所高校新聞系的研究生。 從研二開始，他便到北京某媒體實習。 由於機會難得，杜純平時工作就非常勤奮，急活、累活搶著幹，從不抱怨。 他的表現得到認可，實習單位口頭許諾他畢業後可以來工作。然而，到最後應聘階段，杜純卻並未得到任何職位。 事後他才得知，最後入圍的人大多有關係，至少也得到相關領導的推薦，而他沒有任何人脈資源，只能接受這一結果。

　　相比而言，孫宇算是很幸運的。 作為一個沒有任何“關係”的農家孩子，孫宇去年大學畢業後過五關斬六將，成功進入一家國有大型金融企業工作，福利待遇都很不錯。 但入職培訓時，他看見好幾位並沒有在之前的筆試、面試中出現的新同事。 他以為對方是補招的員工，後來聽同事一說才知道，人家家裡早就把工作安排好了，“筆試、面試都不用參加，指標都是從總部直接下來的。”孫宇說。

　　工作後，孫宇也有一點鬱悶。 由於不願得罪那些有關係的新同事，經常得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活兒。 “累得要命不說，幹得不好還要挨批評。”孫宇說，“但像我這樣既沒關係、又沒背景的'貧二代'，除了拼命工作，還能怎麼辦呢？再說，我現在的工作已經讓很多人羨慕了。”

　　記者採訪時發現，大學生們在看待“就業難”時都很理性，認為是多種因素導致了這一現象，他們對由於能力不足、經驗不夠導致的招聘失敗，並沒有多少怨言。 但是，如果因為家庭背景不如別人而落敗，總會感覺心氣兒不順。

　　某高校一位大學老師坦言，一般情況下，從“最底層”上升到“大眾層”比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總會有相應回報。 “從我教過的研究生來看，他們在畢業之初想進入學術界、機關或媒體，開始自己的事業歷程，並不是難事。但再想往上發展，就不那麼簡單了。個人努力只是參考因素之一。”這位老師說，我們不否認其中一部分人會成功突圍、脫穎而出，但更多的人只能按部就班，“泯然眾人矣”。

　　當然，反過來說，只靠“關係”也不行，如果能力沒有達到基本要求，“關係”也不會那麼好使。 浙江大學研究生院從事學生工作的楊老師認為，雖然每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出身，“窮二代”和某些人比起來沒有背景、沒有關係，但只要調整好心態，通過後天的努力也可以逐步改善經濟狀況。 “拼爹”遊戲固然存在，但在現狀沒有明顯改觀的情況下，不能只會抱怨、應該更加積極，“窮二代”更應關注自身能力的提高。

　　減少“貧窮世襲”的憂慮

　　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輕人在網絡上公開表態不願生育“窮三代”，理由是“窮二代”的孩子從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注定要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改變世襲貧困命運難上加難。 再說，本來已是“房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成了“孩奴”，豈不一輩子活在“奴隸社會”？

　　或許有人說，不願生育“窮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輕人只懂現實享受、心理素質太差、對未來預期過於悲觀。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但是，與其討論“窮二代”為什麼沒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視他們對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喚。 不願生育“窮三代”，生動反映了他們對貧窮代際傳遞、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憂慮。

　　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郭大水教授認為，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現在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階層固化，底層社會成員改變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減少。 “導致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代際之間的社會壁壘，造成教育等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如果這種狀況長期得不到改變，對於促進社會階層合理流動、社會和諧穩定都非常不利。”

　　專家分析，近10年來，中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基尼係數已接近0.5，社會底層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嚴重滯緩，這是造成“窮二代”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體制障礙讓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流動成本提高。 例如，教育是現代社會流動的最主要機制，然而，由於高校擴招後全面收費以及就業難的出現，貧困家庭子女通過教育向上流動也越來越難了。

　　從根本上說，階層固化產生的原因是社會建設遠遠滯後於經濟改革。 多年來，我們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上過於追求增長速度，把應該配置到社會領域的資源也配置到經濟領域。 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嚴重侵蝕了人們公平獲得資源的機會。 美國、日本和拉美在經濟起飛後最終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根源就在於是否及時、正確地實施體制改革和加強社會建設。

　　郭大水認為，目前很多製度設計都在積極保護弱勢群體權益，例如嚴格的公務員招考制度、勞動合同法的頒布等，但當務之急要強化實施。 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遊戲還須加強制度約束，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大對就業“關係戶”的懲罰力度。 要從最基層開始，促進社會成員的合理流動，消弭不同二代之間的鴻溝，讓“窮二代”感到生活有奔頭，相信可以憑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窮二代”人力資本弱、社會資源少，要他們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擺脫困境很難。 這需要外部力量的導入。 郭大水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對“窮二代”的人力資本投入，特別是加強對二代農民工的培訓，使他們擁有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長。 同時，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充分發揮政府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作用。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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