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才是日本:做決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愛上臺灣環島……野島剛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
倒臥在自家床上,死後四天已經冰冷的手裡,她還緊握著與公司聯絡用的手機。日本的公共電視臺日本放送協會(NHK)的年輕女記者,2013年7月因為心臟衰竭死亡。次年被認定為過勞職災。NHK並沒有公開這項事實,直到2017年10月,才在家屬的要求下召開記者會公布。
死亡的是在NHK工作第九年的女記者佐戶未和(當時31歲)。她畢業於一橋大學這所知名的一流國立大學,之後進入NHK擔任記者。她的死對日本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為她工作繁忙時的加班時間竟然一個月超過150小時。
佐戶未和的事件並非單一案例,2015年12月,在大型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上班的、東京大學畢業的才女高橋茉莉(當時24歲),因為承受不住公司龐大的工作業務壓力而選擇了自殺。帶給國際社會很大衝擊的日本人的過勞問題,究竟是多麼嚴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為了什麼,要如此賣命地工作呢?
新聞記者的工作繁重,這應該是世界共通的吧?因為,新聞本身並不會配合記者的時間來發生,誰都不知道在何時、在哪裡,會發生新聞事件。一旦發生新聞了,就必須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立即衝到現場採訪或者開始寫稿,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不允許任何藉口。這就像發生殺人案就必須著手調查的刑警,或是發生火災就立即趕赴火場滅火的消防隊隊員,道理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日本記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記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蓋在「日式企業文化」、「日本社會的美德」等的框架裡,於是就形成了工作時間過長的職業。除非親身在日本媒體界工作過,否則絕對無法理解那種痛苦。我在2016年辭去了新聞記者的工作,一個總共待了24年的地方。我非常熱愛這份工作,若有來生,我還是想要當新聞記者,可是如果真的有來生,我絕對不要待在「日本」的媒體界。
首先,我說明一下日本記者的一般工作狀況,或許讀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記者的特殊性,是擁有一套從地方到中央的統一人才培育體系。大學畢業後被錄用的記者,平均年齡都在22、23歲。日本的記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幾乎都是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但是這些年輕有能力的菜鳥一開始會被分派到各個地方,工作三、五年左右。不管在日本或世界其他地方,處於這個階段的記者幾乎都是採訪一些無關緊要的新聞。在地方的訓練過程當中,大約有一半的菜鳥會選擇放棄,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對記者工作的抱負與現實有太大的落差。
這個時期,只要沒有出現什麼重大事件的話,其實工作不會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時間頂多是12小時左右,若是換算加班時間,一天4小時,一個月工作二十幾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加班時間也不會超過100小時。
能夠熬過這些派駐地方的記者工作之後,大家大概也快30歲了。接著就是被分派到東京總公司或是大阪總公司的社會線。
NHK的佐戶小姐成為記者之前已經在鹿兒島待了五年,她應該是能力很好,所以「通過」了在地方跑新聞的派駐階段,被調到東京首都圈採訪中心,此處就以「社會線」稱之。
記者在這裡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比較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採訪警察的記者會很忙。在這裡,記者首次體驗到何謂真正的「突擊採訪」。這大概是日本媒體的最大特徵,也可以視為是發生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突擊採訪」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訪問。但是,記者需要事先調查好採訪對象什麼時候會在家,直接登門造訪。警察大人的住址對外不公開,但是媒體都握有「通訊錄」,這是公司內部代代傳承下來的,負責的記者要時常更新這本「通訊錄」。
警察大人大概是上午8點上班,5點或6點下班,之後通常會到外面應酬小酌。我們記者可能一早就先在警察大人的家門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現,就在玄關或是前往車站的途中,上前鍥而不捨地追問:「那個案件的進展如何?」「什麼時候會抓人呢?」等,試圖取得最新的消息。晚上也是一樣,我們也守候在警察大人的家門口等待時機,因為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幸運的話8、9點左右就看得到人。可是如果他們跑去喝酒,也只能等到10點、11點才有辦法說上一兩句話。足足3、4個小時之間,一邊看著夜空一邊等待,結果一逮到人衝上前採訪時,卻因為對方喝得太醉而問不出個所以然,那時真的很想哭。
面對這樣的「突擊採訪」時,警察大人又是如何應對的呢?依據情況會有所不同。若是健談的警察大人,也有人會分享很多情報,當然案件越到後面收網的階段,口風也會越來越緊,為了讓他們能夠多少透漏一些,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非常重要。從平常開始,就要記住他們老婆的生日並且送禮物,或者是準備其兒子的入學禮物;喝酒時的酒錢或交際費,當然也都是從記者這邊支付的。
雖然,日本媒體記者的薪水相當豐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會額外支付這些送禮或吃飯費用,因此記者的薪水裡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應付這些開銷上面。
即使如此,記者也都甘願犧牲睡眠和金錢,努力取得其他媒體沒有的獨家消息。
像這樣子,跑社會線的生活過了兩三年之後,前面就會出現兩條岔路了:一條是在這段期間沒有闖出一番名號而被淘汰的人。他們可能回到地方記者的崗位上,或是雖在總公司但被分配到非編輯部門,也就是失去了作為新聞記者大展身手的機會;另一條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線、經濟線或是國際線,持續過著被迫投入更長工時的生活。
實際上爬升到這個階段時,每個月的超時工作時間已經超過100小時。跑政治線的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期,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態真的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都是早出晚歸,連假日也在忙著選區裡大大小小的事務。
這個時期,每天早上都會有黑色的特約計程車到家門口等候,這是公司派遣的採訪用專車。5點起床,6點坐上車,直驅政府閣員位於東京都內的住家。在那裡完成採訪後,一整天就穿梭在國會審查或是議員的辦公室,然後寫新聞。晚上大概是從8點左右開始,又必須在政府閣員的住家門口等候。採訪結束後,記者又得回到總公司。在那裡,所有記者一起討論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採訪結果,決定隔天要進行什麼樣的採訪內容,要如何寫新聞稿等。或者,晚上的採訪若是有掌握到什麼重大消息,就必須動筆寫稿。日本報社的截稿是在晚上11點和凌晨1點,通常報導內容在晚上11點要校稿完畢,在凌晨1點前也得趕上隔天的重大頭條或獨家新聞。
每晚幾乎都到凌晨一兩點,記者工作才結束,忙得焦頭爛額。每天的加班時間大約10小時,睡眠時間為3至4小時,日復一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超過200小時是家常便飯。許多人因此賠上了健康,可是記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職轉調,所以只能瞞著公司,自己吃藥硬撐想辦法康復。因此,每年都會出現幾位延誤治療而住院、從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記者。我自己也在過了大約4年這樣的生活之後,幸運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續5年以上的話,一定就沒有像現在的健朗體魄吧。
當然有加班費,可是記者加班時間過長,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話,應該會破產。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職位上,記者的薪資裡面通常已經包括了大概是1個月100小時的加班費。我在《朝日新聞》時期的薪資是月薪100萬日圓左右,可是裡面有30萬日圓是自動加上的加班費。如果真的以所謂的加班費標準來計算,加班費一定有100萬日圓左右吧。那位過勞死的NHK女記者佐戶的加班時間超過了150小時,成為議論的焦點。可是,只要有重大新聞,記者很多時候也都是在公司過夜,加班2、300小時是稀鬆平常的。因為有很多人跑新聞太忙而無法回家,所以日本媒體的公司大樓裡,一定都有浴室和臥房等設施。
因此,NHK女記者的加班時間超過150小時而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時,在日本業界應該有不少記者在心裡想著:「那又怎樣呢?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子過的」吧。長時間處在異常的工作環境裡面,不知不覺地甚至把這樣的異常合理化,感覺已經麻木了。
那麼,為什麼記者的工作要受如此嚴苛的要求呢?
當然,盡可能地深入權力核心挖掘出新聞,有部分是需要經歷許多艱辛才能夠實現的,所以記者赴湯蹈火的付出並非沒有意義。
但是,日本報紙的銷量有九成來自訂閱,所以並非一刊登獨家新聞,那天的報紙就會賣得特別好。也就是說,這是作為記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爭而已。
記者賭上自己的未來取得獨家消息,為了博得「優秀記者」的名聲而競爭,編輯也因為身為記者的上司,而覺得應該成為「擁有優秀下屬的管理者」,所以想盡辦法讓記者為工作賣命。這雖然是個人志向的理由,也是無法否定的現實,因為取得獨家新聞的動機攸關記者榮譽感,未必是壞事;但不管身處哪一種環境,都有正反兩面。
日本相繼發生年輕女性的過勞死,理由各有不同。廣告公司電通的高橋是因為不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可是又無法向人訴苦,把煩惱放在心裡,而周遭的人也對於她的痛苦視而不見。而NHK女記者佐戶或許是過於喜歡這份工作,太過拚命,而周遭的人也對她過於認真的態度產生了依賴感吧。
事件發生後,有部分觀點指出像電通或是NHK等媒體界的工作特別繁重,才會出現過勞死的問題,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這個原因是源於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與重視集體行動的日本傳統社會規範,或是以「奉公滅私」為中心的武士道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準時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休假是不道德的,像這樣子「全心奉獻給公司的工作態度」,幾乎在公司裡面是可以百分之百獲得很高評價。如果也具有相當實力的話,肯定會成為媒體界的寵兒而大放光彩;即使實力沒有那麼好,也會因為被認為是「工作認真勤快的員工」,而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企業仍然採用終身雇用制,就連人才流動性高的媒體界也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在終身雇用制裡面,上司的評價非常重要,攸關死活,所以為了讓上司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過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即使犧牲家庭和健康,都會選擇加班來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個人的情況是,也許該慶幸我原本就不是拚命三郎的個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長時間工作,我也會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懶一下,讓自己有個喘息的空間可以保存體力和精神。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忙裡偷閒,我實際上受到的疲勞轟炸應該會更加嚴重吧。可是,過世的這兩位年輕女性,想必真的是就連加班時間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這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過於認真而發生了悲劇。
這兩位年輕女性的過勞死事件,想必對今後的日本加班文化帶來很大影響,我也深切盼望這種武士道「奉公滅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遺毒,即日本社會裡的加班文化,能夠確實獲得改善。
加班並不是壞事,可是選擇不加班的人卻備受責難,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即使是加班,也應該是能夠在放鬆的狀態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必須強制規定下屬一個禮拜至少休一天假等,應該還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讓工作變得更有彈性且人性化。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現像佐戶和高橋這樣的犧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處方箋了。
※ 本文摘自《原來,這才是日本》,原標「滅私奉公」的武士道遺毒,令日本人停止不了「賣命」工作。
《原來,這才是日本》
作者: 野島剛
死亡的是在NHK工作第九年的女記者佐戶未和(當時31歲)。她畢業於一橋大學這所知名的一流國立大學,之後進入NHK擔任記者。她的死對日本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為她工作繁忙時的加班時間竟然一個月超過150小時。
佐戶未和的事件並非單一案例,2015年12月,在大型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上班的、東京大學畢業的才女高橋茉莉(當時24歲),因為承受不住公司龐大的工作業務壓力而選擇了自殺。帶給國際社會很大衝擊的日本人的過勞問題,究竟是多麼嚴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為了什麼,要如此賣命地工作呢?
新聞記者的工作繁重,這應該是世界共通的吧?因為,新聞本身並不會配合記者的時間來發生,誰都不知道在何時、在哪裡,會發生新聞事件。一旦發生新聞了,就必須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立即衝到現場採訪或者開始寫稿,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不允許任何藉口。這就像發生殺人案就必須著手調查的刑警,或是發生火災就立即趕赴火場滅火的消防隊隊員,道理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日本記者的情況較為特殊,因為記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蓋在「日式企業文化」、「日本社會的美德」等的框架裡,於是就形成了工作時間過長的職業。除非親身在日本媒體界工作過,否則絕對無法理解那種痛苦。我在2016年辭去了新聞記者的工作,一個總共待了24年的地方。我非常熱愛這份工作,若有來生,我還是想要當新聞記者,可是如果真的有來生,我絕對不要待在「日本」的媒體界。
首先,我說明一下日本記者的一般工作狀況,或許讀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記者的特殊性,是擁有一套從地方到中央的統一人才培育體系。大學畢業後被錄用的記者,平均年齡都在22、23歲。日本的記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幾乎都是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但是這些年輕有能力的菜鳥一開始會被分派到各個地方,工作三、五年左右。不管在日本或世界其他地方,處於這個階段的記者幾乎都是採訪一些無關緊要的新聞。在地方的訓練過程當中,大約有一半的菜鳥會選擇放棄,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對記者工作的抱負與現實有太大的落差。
這個時期,只要沒有出現什麼重大事件的話,其實工作不會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時間頂多是12小時左右,若是換算加班時間,一天4小時,一個月工作二十幾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加班時間也不會超過100小時。
能夠熬過這些派駐地方的記者工作之後,大家大概也快30歲了。接著就是被分派到東京總公司或是大阪總公司的社會線。
NHK的佐戶小姐成為記者之前已經在鹿兒島待了五年,她應該是能力很好,所以「通過」了在地方跑新聞的派駐階段,被調到東京首都圈採訪中心,此處就以「社會線」稱之。
記者在這裡採訪的接觸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比較容易發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負責採訪警察的記者會很忙。在這裡,記者首次體驗到何謂真正的「突擊採訪」。這大概是日本媒體的最大特徵,也可以視為是發生過勞死的潛在原因。
「突擊採訪」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訪問。但是,記者需要事先調查好採訪對象什麼時候會在家,直接登門造訪。警察大人的住址對外不公開,但是媒體都握有「通訊錄」,這是公司內部代代傳承下來的,負責的記者要時常更新這本「通訊錄」。
警察大人大概是上午8點上班,5點或6點下班,之後通常會到外面應酬小酌。我們記者可能一早就先在警察大人的家門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現,就在玄關或是前往車站的途中,上前鍥而不捨地追問:「那個案件的進展如何?」「什麼時候會抓人呢?」等,試圖取得最新的消息。晚上也是一樣,我們也守候在警察大人的家門口等待時機,因為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幸運的話8、9點左右就看得到人。可是如果他們跑去喝酒,也只能等到10點、11點才有辦法說上一兩句話。足足3、4個小時之間,一邊看著夜空一邊等待,結果一逮到人衝上前採訪時,卻因為對方喝得太醉而問不出個所以然,那時真的很想哭。
面對這樣的「突擊採訪」時,警察大人又是如何應對的呢?依據情況會有所不同。若是健談的警察大人,也有人會分享很多情報,當然案件越到後面收網的階段,口風也會越來越緊,為了讓他們能夠多少透漏一些,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非常重要。從平常開始,就要記住他們老婆的生日並且送禮物,或者是準備其兒子的入學禮物;喝酒時的酒錢或交際費,當然也都是從記者這邊支付的。
雖然,日本媒體記者的薪水相當豐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會額外支付這些送禮或吃飯費用,因此記者的薪水裡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應付這些開銷上面。
即使如此,記者也都甘願犧牲睡眠和金錢,努力取得其他媒體沒有的獨家消息。
像這樣子,跑社會線的生活過了兩三年之後,前面就會出現兩條岔路了:一條是在這段期間沒有闖出一番名號而被淘汰的人。他們可能回到地方記者的崗位上,或是雖在總公司但被分配到非編輯部門,也就是失去了作為新聞記者大展身手的機會;另一條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線、經濟線或是國際線,持續過著被迫投入更長工時的生活。
實際上爬升到這個階段時,每個月的超時工作時間已經超過100小時。跑政治線的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期,負責採訪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態真的是相當折磨人。因為,政治人物都是早出晚歸,連假日也在忙著選區裡大大小小的事務。
這個時期,每天早上都會有黑色的特約計程車到家門口等候,這是公司派遣的採訪用專車。5點起床,6點坐上車,直驅政府閣員位於東京都內的住家。在那裡完成採訪後,一整天就穿梭在國會審查或是議員的辦公室,然後寫新聞。晚上大概是從8點左右開始,又必須在政府閣員的住家門口等候。採訪結束後,記者又得回到總公司。在那裡,所有記者一起討論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採訪結果,決定隔天要進行什麼樣的採訪內容,要如何寫新聞稿等。或者,晚上的採訪若是有掌握到什麼重大消息,就必須動筆寫稿。日本報社的截稿是在晚上11點和凌晨1點,通常報導內容在晚上11點要校稿完畢,在凌晨1點前也得趕上隔天的重大頭條或獨家新聞。
每晚幾乎都到凌晨一兩點,記者工作才結束,忙得焦頭爛額。每天的加班時間大約10小時,睡眠時間為3至4小時,日復一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超過200小時是家常便飯。許多人因此賠上了健康,可是記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職轉調,所以只能瞞著公司,自己吃藥硬撐想辦法康復。因此,每年都會出現幾位延誤治療而住院、從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記者。我自己也在過了大約4年這樣的生活之後,幸運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續5年以上的話,一定就沒有像現在的健朗體魄吧。
當然有加班費,可是記者加班時間過長,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話,應該會破產。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職位上,記者的薪資裡面通常已經包括了大概是1個月100小時的加班費。我在《朝日新聞》時期的薪資是月薪100萬日圓左右,可是裡面有30萬日圓是自動加上的加班費。如果真的以所謂的加班費標準來計算,加班費一定有100萬日圓左右吧。那位過勞死的NHK女記者佐戶的加班時間超過了150小時,成為議論的焦點。可是,只要有重大新聞,記者很多時候也都是在公司過夜,加班2、300小時是稀鬆平常的。因為有很多人跑新聞太忙而無法回家,所以日本媒體的公司大樓裡,一定都有浴室和臥房等設施。
因此,NHK女記者的加班時間超過150小時而引起社會輿論一片譁然時,在日本業界應該有不少記者在心裡想著:「那又怎樣呢?我們大家也都是這樣子過的」吧。長時間處在異常的工作環境裡面,不知不覺地甚至把這樣的異常合理化,感覺已經麻木了。
那麼,為什麼記者的工作要受如此嚴苛的要求呢?
當然,盡可能地深入權力核心挖掘出新聞,有部分是需要經歷許多艱辛才能夠實現的,所以記者赴湯蹈火的付出並非沒有意義。
但是,日本報紙的銷量有九成來自訂閱,所以並非一刊登獨家新聞,那天的報紙就會賣得特別好。也就是說,這是作為記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爭而已。
記者賭上自己的未來取得獨家消息,為了博得「優秀記者」的名聲而競爭,編輯也因為身為記者的上司,而覺得應該成為「擁有優秀下屬的管理者」,所以想盡辦法讓記者為工作賣命。這雖然是個人志向的理由,也是無法否定的現實,因為取得獨家新聞的動機攸關記者榮譽感,未必是壞事;但不管身處哪一種環境,都有正反兩面。
日本相繼發生年輕女性的過勞死,理由各有不同。廣告公司電通的高橋是因為不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可是又無法向人訴苦,把煩惱放在心裡,而周遭的人也對於她的痛苦視而不見。而NHK女記者佐戶或許是過於喜歡這份工作,太過拚命,而周遭的人也對她過於認真的態度產生了依賴感吧。
事件發生後,有部分觀點指出像電通或是NHK等媒體界的工作特別繁重,才會出現過勞死的問題,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這個原因是源於日本社會整體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與重視集體行動的日本傳統社會規範,或是以「奉公滅私」為中心的武士道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準時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休假是不道德的,像這樣子「全心奉獻給公司的工作態度」,幾乎在公司裡面是可以百分之百獲得很高評價。如果也具有相當實力的話,肯定會成為媒體界的寵兒而大放光彩;即使實力沒有那麼好,也會因為被認為是「工作認真勤快的員工」,而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現在還有很多企業仍然採用終身雇用制,就連人才流動性高的媒體界也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在終身雇用制裡面,上司的評價非常重要,攸關死活,所以為了讓上司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過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即使犧牲家庭和健康,都會選擇加班來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個人的情況是,也許該慶幸我原本就不是拚命三郎的個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長時間工作,我也會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懶一下,讓自己有個喘息的空間可以保存體力和精神。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忙裡偷閒,我實際上受到的疲勞轟炸應該會更加嚴重吧。可是,過世的這兩位年輕女性,想必真的是就連加班時間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這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過於認真而發生了悲劇。
這兩位年輕女性的過勞死事件,想必對今後的日本加班文化帶來很大影響,我也深切盼望這種武士道「奉公滅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遺毒,即日本社會裡的加班文化,能夠確實獲得改善。
加班並不是壞事,可是選擇不加班的人卻備受責難,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即使是加班,也應該是能夠在放鬆的狀態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必須強制規定下屬一個禮拜至少休一天假等,應該還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讓工作變得更有彈性且人性化。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現像佐戶和高橋這樣的犧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處方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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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野島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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