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蝶-吃喝玩樂

細個嗰陣，我已經發覺一個現象——日本今日面對嘅社會問題，台灣二十年後一定會重演，而香港最終都會行到同一條路。無論係熟齡離婚、啃老族、老人癡呆拖垮家庭、定係老人家被迫重投勞動市場，呢啲問題喺東亞三地都開始爆發。只不過，日本早香港幾十年面對人口老化，而台灣同香港，而家都喺同一個轉捩點。

講真，日本物價同樓價都比香港平，但人工係香港嘅三倍。日本社會至少有完善嘅長期照護制度，醫療保險覆蓋全面；但香港同台灣，老齡人口增加得快過制度改革嘅速度，結果就係照顧者無力、長者無尊嚴、政府無對策。

呢個現象喺香港特別明顯。根據政府統計，香港而家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超過六十五歲，預計到2039年，每三個人就有一個係長者。呢個比例，意味住未來十幾年，我哋要面對前所未有嘅「老年海嘯」。但醫療、長者院舍、家庭支援同社區照護資源，一直都唔夠。好多家庭一旦有成員中風、癡呆、末期病，往往要靠一個家庭成員辭工照顧，甚至自己身心俱疲。

香港社會一向講「延命」，但好少人真正諗過「生命質素」呢個問題。當醫療科技可以不斷延長生命，但唔一定可以維持生活品質，社會應唔應該畀個人有選擇？而「安樂死」或者「有尊嚴善終」呢個議題，就係喺呢個背景底下浮上水面。

喺日本，隨住長壽社會帶嚟醫療開支暴漲、家庭照顧壓力爆棚，社會早已經開始討論「自決死」同「善終權」。雖然日本法律上仍未正式承認安樂死，但學界、醫界、宗教界都有相對成熟嘅公共討論空間。日本社會嘅態度係：「唔一定要鼓勵，但要有討論。」

相反，香港呢邊每次提到「安樂死」，都會即刻引嚟極大爭議。有人話「生命神聖唔可侵犯」，有人擔心會畀醫療體系濫用。但現實係，香港而家嘅醫療系統，早已經超負荷。末期病人留喺醫院，醫護資源要長期投入喺冇復原可能嘅個案身上，對其他病人亦都唔公平。更重要嘅係，長期臥床、無法自主嘅生命，對病者本人同家屬都係無比嘅煎熬。

安樂死唔一定等於放棄生命，而係關於「選擇」同「尊嚴」。有啲人選擇延命治療，有啲人希望自然離開——社會應該畀每個人有權作出理性決定。現時香港連「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都未有完整法制化，遑論更進一步嘅安樂死立法。

其實，討論安樂死唔代表就要即刻立法。社會可以由「善終教育」、「預設醫療指示」開始，慢慢建立公眾共識。荷蘭、比利時、新西蘭等地都經歷咗長達十年以上嘅討論期，最終先形成清晰嘅制度規範，包括醫療評估、心理輔導、法律監督。香港要學習嘅唔係「照搬」，而係「開放討論」。

每年香港特首發表施政報告之前，政府都會邀請市民提交意見。香港退休公務員多年來都建議，香港應該開始正視「有尊嚴死亡」呢個議題，讓有需要嘅病人可以選擇「平靜離開」嘅方式。可惜，呢個建議年年都冇被接納。政府往往迴避，可能怕觸及倫理爭議，但越唔討論，將來嘅矛盾只會越嚴重。

香港人最怕嘅唔係死亡，而係「無尊嚴咁活住」。當長者要拎綜援、做清潔、做保安去維持生活；當一個家庭要為咗醫療費、院舍費賣樓；當老人家喺醫院度長期插喉、意識模糊，呢啲情況都係社會嘅現實。唔少醫護人員都私底下講，佢哋覺得最痛苦嘅唔係救唔到人，而係明知冇得救，都要被迫「延命」。

其實，香港、台灣、日本甚至韓國，都面臨同樣嘅社會結構問題——人口急速老化、醫療開支飆升、照顧者短缺、家庭制度崩潰。大家都係「同是天涯淪落人」。如果唔由制度層面正視「如何善終」呢個議題，未來就只會有更多痛苦嘅生命延長，而唔係「活得其所」。

社會要成熟，唔單止要學識拯救生命，仲要學識放手。安樂死嘅討論唔係關於「死」，而係關於「人有冇自主決定自己生命嘅權利」。今日嘅香港，講「選擇權」講得多，但當講到生命最後一程，選擇權卻完全消失。呢個現象，本身就係一種制度不公。

所以，香港應該起碼由公開討論做起。政府可以設立跨部門小組，由醫學界、法律界、宗教界同病患代表一齊研究。大學、媒體同民間團體，都可以舉辦理性辯論、公眾論壇。只有打開討論空間，社會先有機會凝聚共識，唔使永遠停留喺情緒對立入面。

我哋唔應該將「安樂死」當成禁忌，而係當成一個社會面對長壽時代必須思考嘅課題。香港嘅醫療制度、倫理觀念、甚至文化情感，都未必即刻接受到，但討論本身，係邁向成熟社會嘅第一步。

「生命有價值」，呢句說話冇錯；但「尊嚴」同「選擇」都係價值。當社會只重視生存，而唔重視生活質素，咁其實就係另一種形式嘅殘酷。